很多被采访人再三表示，建设互联互通信息平台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评测，而是为了更好地利用它。测评之后，集成平台真正实现互联互通了吗？还有哪些应用不尽如人意？哪些短板需要补上？

         整体而言，集成平台对各单位的业务需求的支持度有了提升。但是问题也同样存在，主要是：数据质量有待提升；利用率比较低；与社会其他领域的平台的接入还远远不够，没有发挥集成平台更大的效能。

        整体而言，如果站在信息部工作角度来看，平台上的大部分应用为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特别是对实时接口是非常满意的。但是对全院来说，如标准数据中心HIS等的各项使用，平台作用的效果则不明显。这倒不是平台之过，而是院内有些部门的理念并未跟上新的发展，没有真正用上平台的各项功能。平台潜能没有得到真正释放也就不足为奇了。

　　现在上平台基本的都是通用的、规范化数据，却缺少定制化的数据。我们也对此也有很重视，这方面建设思路的是按照轻重缓急的原则循序渐进，像财务、医务的数据，优先进行安排。护理、门办对平台的需求也很强烈，那么在平台的逐步优化、完善过程中，也让它们所关注的数据靠前运行在平台上。

　　勿庸讳言，我院其他数十个科室对平台的使用效果，暂时未达到预期。这还是那个问题，技术上的困难容易克服，而思想上、意识上、习惯上的滞后则不太好改变。目前，平台在科研和教学的作用尚不明显，主要是在管理上发挥着一定作用。为此，我们今后还要加强宣传、多做工作。

　　我院还拟利用平台与云南的一些大学开展合作。我曾开玩笑地说：“我们守着一个金饭碗，却四处要饭。”这是因为利用这个平台进行的跨院交流非常少。

　　虽然，平台的价值并未完全释放出来，但是经过我们的工作，愈来愈多的人逐步认识到了平台能够给他们带来极大便利。像一些科室主任用过平台之后，就称比传统的翻阅病理记录方便、高效、准确多了，而且平台可以经过数据分析，可以直接给出结果，大大减轻他们的工作强度和压力。

        升级后，我院原先的系统接入新平台后，运行平稳。而新的系统若接入平台，也要遵循医院的新标准，做为向供应商说明的事项。如我们临床数据中心（CDR）新上平台后，因为有了明确的标准，对数据的接入和采用是很有好处的。

　　临床和科研部门觉得新平台应用起来方便很多，并且愿意与我们进行数据交流。原来，两个部门倾向于搞成独立系统，而现在则主动与平台相融合。因此，可以乐观地认为，在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内，各科室、部门有了使用动力后，新平台的应用广度和深度会逐步加强，直至完成全覆盖。

        当初我们在申请的时候，把目标订得很高，申报的等级是五乙，后续的工作也是这个目标来做，最终获得的结果是四甲。尽管有些小失落，但让我们更加清楚地意识到自身工作中仍然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两点：

　　一是数据质量仍有待提高。因当时业务系统不很完整，导致了一些像语义解释、数据源与数据阈值的对应、传输结构化、互操作性等指标上还存在瑕疵，它们连同其他一些问题，在测评时被专家一一指出，这让我们看到今后的改进空间和努力方向。

　　二是平台利用率仍然较低。之前我们一直觉得医生在使用平台，但是测评时的统计表明，每月仅有来自医疗系统的2万人次使用，对于厦门庞大的医疗机构和医护人员基数而言，利用率还是很低的。而患者及市民的使用率却畸高。这个问题被专家指出来，后经我们分析，得出结论：因为平台有预约就诊系统，患者在预约之前，必须打开健康档案，了解相关的情况后方可进行后续事宜。当时系统就是这样设计的。而医生可能很忙，以及我们的宣传不到位，以及访问过程的存在暇疵，影响了在医护人群中的使用效率。后来这方面我们进行了很改进，情况得到了扭转。

        现在系统平台已经在为配合医养结合的工作、健康扶贫和扶助弱势群体方面出力了。例如，在取得许可之后，可以查阅老年人的健康信息。还有，按照北京市的政策，重度精神病人的药费是免费的，患者在取药后可以利用这个平台进行费用的减免，由我们主管的科室开据证明及费用的垫付——我们的平台上这种应用称之为“一站通”。还有很多公共卫生服务运行在这个台上。

　　目前我们按照北京市的要求，在“实施公民健康卡”的工作。一张卡很小，但是能量很大，因为其背后的用卡环境十分复杂，而能够支撑起它强大能力的就是互联互通平台。

　　我们还从群众的需求入手，来考虑社区业务中不同部门间的协同。

　　举例来说，市级或区级卫计委下面都有一个结核病防治所。朝阳区的幅员广阔，为了方便特殊人群，采用了与分级诊疗相似的形式，由结防所为他们诊断、出处方，社区机构为他们进行服药指导。这样，就把结防所的诊疗系统和社区药房的工作联结在一起了。有个这种业务协同，社区机构的一部分全科医生就成了督导员，其工作内容一部分要对结防所负责。这样带来的好处是，患者可以就近服药。目前，在全北京市，这种举措仅此我们朝阳区卫计委一家。

　　我们还通过这种协同，实现了全数字化的理疗，走在了同行的前列。由疾控中心把从国家大疫情网获得的信息，发送给社区机构，而基层的公共卫生服务人员持移动端设备，去进行信息采集，随后把它们上报。我们与国家大疫情网之间的信息共享，在新系统建成后得以实现。这是我们首次尝试跨越自身所属机构的部门间的业务协同。它让我们认识到，信息共享、互联互通的的确确能够很大提高工作效率。

——来自e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