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决定临终病患的生与死？
近日从图书馆书架上无意中翻阅到《生死思考》，看完以后，忍不住奋笔疾书，希望能与更多人分享这位重症监护医师对病人生死的理性思考。作者赫尔曼医师，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教授，是澳洲第一位正式获得重症监护专家资格的医生，国际重症监护领域首席专家。
本书讲述的是发生在重症监护室里的故事。书中的故事不仅描写死亡，更着墨于挽救生命。
故事里有些病人坚韧不拔，有些则脆弱易折，尤其在面对重症治疗带来的高压时，这种差别更是明显。
还有一些故事讲述了患者们如何与病魔顽强斗争，即使面对死亡的威胁，他们也能坚强地活下去。有些故事还与不太为人所知的重症医疗器械有关：维持生命的设备，还有那些对病人来说称得上“残酷”的器械（但却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发明）。
另外，本书对某些医护措施，以及某些医生的养尊处优（病人及家属往往对此困惑不解）持批判态度。
本书是重症监护学权威赫尔曼教授根据自己三十多年的临床经验写的一本生死思考书，书中讲述的故事都发生在每个人生命的最后阶段。
在书中，赫尔曼教授诚实地和读者分享了他的临床所见，以及他对现行医疗体制的怀疑。除了众所周知的医生角色的独特，医生并不是万能的，他还提出了许多动人心魄的生死课题：
一、医生是应该尽全力抢救病人，拼那0.001%的机会，还是留着最后的时光让病人和家人相聚？
二、病人的最后一段时间，究竟是为自己还是为家人存在？
三、谁决定病人的生死？这里有自省，有检讨，却没有答案。
很多人会在重症监护室度过生命的最后时日，但对于其中大部分人来说，这段经历既痛苦，又没有任何意义，只会给病人及家属带来不必要的痛苦和折磨。 在以前死亡还被人们看作是一种相对正常且无法避免的人生经历，而现在则成为一种高度医疗化的仪式。无论是谁，在病重时，似乎都要经过一整套医疗检查，似乎是在临终前进行的一种高度医疗化的仪式。 现代医学总能给人以虚幻的期冀，而这种期望又在形形色色医学奇迹的故事中层累积聚，更加深入人心。 整个社会，甚至医疗机构、医护人员本身，都对医学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人们总以为，病人被高科技医疗器械包围，就意味着他有更多的机会痊愈康复。 因此，就会出现一个复杂的问题：究竟应当采取多少医护措施来挽救重症病人的生命（即使他们已经病入膏肓），又应当由谁来决定这些医疗资源分配。 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对病人采取积极治疗很简单，让病人及其家属接受死亡却既困难又费时间。除非已经用完了所有医疗手段，或是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分钟，病人才可能被勉强放下抢救台。 当医师对病患无能为力时，作者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在罗斯玛丽的故事里，她的丈夫特里作为病患家属非常信任医师，这是一个有信仰的病人，让负责任的医师作者感动，故而告诉特里，他妻子的生命正在流逝，对此他们无能为力。 听到消息后，特里说自己其实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作者建议可以让他们的孩子到医院来送母亲最后一程。特里一开始是摇头的，作者尊重他的想法，但告诉他，让孩子们参与这一重要时刻能够对他们产生正面的影响。 第二天，特里父子三人来了，作者告知了罗斯玛丽的病情，面对这样的临终情况，他们对此毫无经验、如此彷徨无措，特里恍然迷失，孩子们因即将失去母亲而悲痛欲绝。 作者显然是被触动了，忍不住的关怀，告诉他们如果罗斯玛丽知道孩子们跟特里在一起，并能够照顾父亲，也能够分担彼此将要承担的痛苦，一定会感到很安慰。这样负责人的医师让我们动容，我们在亲人即将离世的时候，往往不知所措，更不知如何进行临终关怀，而作者为医生在其中的角色做了很好的示范，虽然他的建议可能是根据个人经验和价值观而提出来的，没有进行过精确的科学研究，但他做了医师可做可不做的人文关怀，这就好比一位天使温柔地带着受苦的人，带她们重温今生最美丽的回忆。 书中直面临终病人的救治问题，明确告诉我们，医学看似无所不能，在面对重症病患时，能做的只能是短暂地延续生命，但死亡的速度还是不会减慢的。 当病患已然是药石无医的时候，作者很怀疑医师们所做的努力究竟能起到多大的作用。他认为，现在的临终病人在最后时刻周围布满了各种仪器和导线，不得不面对一群陌生人，他们肆意妄为，给原本需要平静和尊严的死者沉重一击，这似乎是高科技现代医疗社会的惊心一幕。 谁决定病人的生死？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和纠纷，越来越多的医生都尝试在做医疗决定前采纳病人及病人家属的意见。
作者提出，这种方式虽然是医院的惯例，却没有人从伦理角度考虑是否应当无限期地延长病人的生命，也没有考虑过社会因此承担的花费，以及从其他社会所需之处挪用资源所带来的后果。
从表面上看，医生在病人失去意识时请病人家属参与重大决定是明智之举，但同时也要看到这一做法可能会产生的弊病。在与病人家属讨论的过程中，医生可能会咨询家属：“你希望我们尽一切可能救治他吗？”这种残酷的询问简直就是一种逃避，怎么可能有人说不呢？医生有时没有其他选择，只能根据病人及其家属的要求来做。
有时候医生费尽口舌，也不能让病人家属相信病人已经生机渺茫。以大卫的故事为例，由于医生一直坚持说大卫几乎没有痊愈的可能，他的家属便时时刻刻对重症监护室保持高度警觉，24小时轮流守在大卫身边。现在越来越多的病人及其家属明知医疗措施已经无力回天，也还要勉强维持病人的生命。这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所以，尴尬的医生总是很难袖手旁观，也不能尽早陈述既定事实，只能盲目地继续施救。
作者在书中还提及如果病患家属想用自己的方式纪念病人，或者希望早点离开，医院可以为他们提供快速死亡法，即停止或抑止治疗。 这两种方法现在都被大多数国家所接受，只要病人的死亡的确已经不可避免。医院的临终关怀做得很到位，作者提及医院会根据不同文化群体的不同需求而及时调整策略——播放不同的音乐、诵念不同的祈祷词、吟唱不同的圣歌。 在实践中，作者发现他们愈发能够满足病人亲朋好友的各种需要，或是遵照不同病人的遗愿安排身后事宜。 作者认为，尽管重症监护室不能再为病人做些什么，但只有他们的家属朋友有所需要，我们就能根据需求对病人的死亡过程做些安排。 亚历山大故事中，在家属的授意下，医院有计划地撤掉亚历山大身上的治疗设备，让他能在亲朋好友的陪伴下待在自己家里。如何将病患送回家里是重症监护室没有做过的事情，以前有一整套医疗系统支持将病患从家里转运到医院，而相反方向的转运存在的一些我们细思极恐的问题：重症监护室护理人员离开医院在外工作是否合法？如果造成伤害，责任是否只能由医护人员个人承担？如果把病人从医院送回家里，救护系统需要填写什么样的表格？医院管理层是否会因为过度谨慎，而不提供支持？ 总之这个前所未有的行为是充满了各种危险性。但是，作者所在科室的医护人员都充满了同情心，医疗系统各个部门也是出乎意料的大力支持，大家都无私贡献出一己之力完成这个计划。 最后亚历山大顺利道家，监护室的护士把病人移交给社区护士。这样的故事后来经常上演，每一次经历虽然令人伤感，但同时也使人心满意足，对病人及其家属来说也是如此。这样的案例提醒身为医护人员的我们，该怎样在“能做什么”和“该做什么”中间找到平衡。 通常情况下现代医学也只能简单地延续病人生命，而且是以一种完全不合理的方式。现代医学不确定自己的局限在哪儿，社会不规定医学的局限在哪儿，但是总对医学抱有乐观的态度，似乎假定医学无所不能，符合所有人的利益。 医学领域本就没有什么绝对的合理或不合理。在骇人的疾病面前，人们总是会丧失客观判断力，盲目地把病人从一个诊查转送到下一个手术——这样做不是因为可行，而是因为可能。 作者提出的三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值得我们每个人再次思考： 一、医生是应该尽全力抢救病人，拼那0.001%的机会，还是留着最后的时光让病人和家人相聚？ 二、病人的最后一段时间，究竟是为自己还是为家人存在？ 三、谁决定病人的生死？ 作者没有给出答案，仅仅为我们用具体的真实故事展现了一种种可能。 我依然想用我曾经多次提及的一个观点结束：医学是医生与病人之间、人与人的对话，复杂性超乎寻常，是需要每一个从业者细细体会，用心思量。在那里没有永恒的对与错，只有永恒的思考与思变。
